制度自信与中国政治改革

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习近平（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一、引论

（一）威权主义

长久以来，用“威权主义”来指称中国政治体制已成为欧美主流政治学的不成文规矩。根据这种主流看法，“威权主义”为社会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因此比政府控制一切社会空间的“极权主义”更不坏一些；但与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自由民主政体”相比，“威权主义”无论在价值层面还是在治理层面都不可望其项背。根据这种主流看法，一党不经竞争性选举而长期执政的政体，作为“威权主义”政体的类型之一，时刻面临着正当性质疑。

冷战刚结束之时，西方很少有人相信中国的政治制度还能延续下去，“中国崩溃论”是主流基调。中国的政治制度在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中势单力薄，这当然也会影响到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心态。由于各种各样的“转型轮”和“转轨论”盛行，其目标模式无外乎欧美日，只是“急转”还是“缓转”的问题。“急转派”致力于论证竞争性选举的各种好处，要求尽快将在村一级实行的竞争性选举扩展到更高的层次，乃至中央层面；“缓转派”中的代表就是国内学界长盛不衰的“新威权主义论”及其各种变体，其共同点是主张维持一定的政治威权以推进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但最终仍然是要过渡到欧美日的多党竞选政治模式。

然而，中国政治制度并没有崩溃，也没有出现高层主动削弱或放弃一党执政的迹象，却支撑了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欧美经济深陷泥潭之时，中国却保持了惊人的经济增速，于2010年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成长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在国际地缘政治中也日益从“韬光养晦”走向“有所作为”。这一切使迫使那些敏感的研究者反思自己研究的前提，考虑“中国政治制度可能会长期持续”这一可能性。于是就有了“有韧性的威权主义”、“咨询式列宁主义”、“有适应能力的威权主义”等等表述，但这些新名词不过是从原先的一些荒谬的假设稍微回归尝试而已，因此可以说这种修正并没有解决“威权主义”理论范式“分辨率”过低的问题。

（二）为何说“威权主义”理论范式“分辨率”过低？

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一个把各种竞争性选举政体堆在一起的“剩余范畴”。一党执政政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政府，军人独裁政府，沙特式的君主独裁政府，无论内部差异多大，都被归入“威权主义”，甚至连俄罗斯这样的已经有竞争性选举的国家，西方政客们一不高兴也会把它归到“威权主义”下。用这个理论范式来看中国，无论是慈禧太后、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共产党，统统都可以称为“威权主义”。这对大洋彼岸用望远镜看中国，看完之后写文章混学界，对中国的政治建设不负任何责任的研究者来说，也许达到了足够的“分辨率”；但对中国社会内部的参与者来说，一百年中国社会政治的剧烈变迁，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和中国革命胜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样的理论有何政治表态和“分辨率”的意义。

1989年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恰恰成为西方这一轮反思的先锋人士。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提出，良好的政治秩序由国家、法治以及负责任政府三要素构成，即福山式三分法，福山认为，自由民主政体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不一定会减少腐败，也不一定能弥合社会裂痕。毕竟，治理的绩效还需要通过一定的国家能力来实现。在福山的眼里，纵然美国也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它的宪政体制内部互相否决的力量太多，导致它的国家能力得不到发挥，如当今美国全民医保和控枪法案得不到通过。但是，他的中国历史解释和西方历史解释实行的是双重标准：对西方，自古以来法治和负责任政府是多和少的问题，但在中国，就变成了有和无的问题，而这他并没有交代为什么？ 

福山的理论主张，即将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与中共的领导权相剥离，持续加强前者，但对后者进行替换，最终实现某种“和平过渡”，最终实现优质民主。但从实践来看，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与中共的领导权骨肉相连，在削弱中共领导权的同时持续加强“国家基本制度”，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或许韩国等少数国家做到了在引入竞争性选举的同时未减弱国家基础能力，但这些小政治单位与一个大国的复杂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也许只有像中国或印度这样体量的发展中大国才能品味到央地矛盾、区域矛盾、城乡矛盾、阶层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同时存在并相互交织的滋味。负责任的政治家和政党不会因为存在一种逻辑可能性去做政治尝试，他们必须考虑行动的政治后果。

（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负责地思考政治”。

首先考虑避免最坏的结果，然后才在此基础上追求更好的秩序，要遵循这种“底线思维”。其次，中国政治制度从总体上是否适应“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再次，如果有不适应的地方，要如何改进，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相应的功能？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关键在三个方面：

1、在全球化时代，比政体形式更根本的维度是国家自主性的强弱，中国政治制度凭借强大的国家自主性，经得起“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考验；

2、但中国政治体制完全有必要在加强先进性和代表性方面做更多努力；

3、政治改革要有科学的系统思维，充分考虑具体改革措施和整个系统的兼容性。

二、“全球化信息化”与“短期行为的专制”

（一）“全球化信息化”、“国家自主性”、“短期行为的专制”名词

1、“全球化信息化”，这里不用解释。

2、“国家自主性”理论所关心的是，国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追求不同于主导型的社会利益集团所设定的目标；国家自主性越强，国家超脱于社会利益集团的影响，自己给自己设定目标的能力也越强。

3、“短期行为的专制”，这种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困境：既不能给富人加税，也不能削弱穷人的福利，政府谁都得罪不起，只能搞一些短期的决策无法作长远规划被称为“短期行为的专制”。

（二）国家自主性

强自主性国家有可能被官僚集团自身的利益所裹挟，但如果国家缺乏自主性，就有可能被强势社会集团的短期利益所“绑架”，无法按照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实施领导。因此，一定的国家自主性，是一个能够对社会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作出回应的政治制度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二战之后到80年代之前，竞争性选举体系在欧美可以说运行得相当成功，增强了国家对民众的回应性，同时无损于国家的自主性，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保护程度稳步提高，中产阶级发展壮大，资本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节制，而这一时期的贫富差距也实质性缩小，不过到了70年代这种缩小步伐趋于停滞，80年代则开始了一场资本“松绑”的运动，资本与贸易的全球化加速，互联网从冷战时期的美国军工项目成果转为民用，更是大大加快了全球化进程。而资本是天生逐利的，必然要向具有超额利润的地方流动。其作用：①推动“第一生产力”即科技的进步；②如果科技进步进入“平台期”，资本将进入横向产业布局，降低生产成本，扩展新产品销售市场逐利，生产成本低、消费市场广大并具有一定政治稳定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的目的地；③“金融创新”，通过金融杠杆来获得短期的超额利润。《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思考》一文指出：一是美军只为美元打仗；二是美国变成了一个产业空心化国家，美国将制造业转向发展中国家，全国70%人口转向金融和金融服务业。

冷战后，竞争性选举政治制度越来越难起到“节制资本”的作用，对资本利益集团的操纵西方国家缺乏有效回应。在政治献金合法化的条件下，竞选体制本来就意味着合法的“权钱交易”，候选人竞选动员需要筹集资金，资本集团则需要自己的代理人，于是资本集团出钱来向政客“购买”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在全球化时代，资本集团对不遵从其意志的政客的“惩罚能力”日益加强，如他们可以在不满的时候，将产业搬迁到外国去，从而给政客留下产业空洞化、失业与税基削弱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左翼政党，在选举政治压力下，在具体政策上也只能“右转”。西方国家国家自主性受到严重制约。

（三）短期行为的专制

一个既不能搞“开源”又不能“节流”的政府，财政靠什么维系？于是借债就成为常态。大量发行国债会给政府带来一些新的“利益相关方”，可能是国内资本集团，可能是跨国公司，也可能是外国的主权基金，他们可以抛售国债为要挟，对政府的许多决策进行否决，如阿根廷80年代受美国后院和拉美经济影响，国家收入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由于马岛战争和美元操纵影响一夜之间又走向贫困。同时，如果全球其他地方存在更好的投资环境，本国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上无所作为，就很难阻止资本外流和进一步的“去工业化”，长此以往，积重难返，“再工业化”的难度就越来越大，如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这些国家的劳动率长期在低位徘徊。

（四）公民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

通过竞争性选举程序上去的执政党，不能不首先代表社会中的强势集团，无法代表它政纲中宣布代表的多数人；然而，这些强势集团却怀着逐利本能，并不忠于它所在的国家，一旦有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就将产业搬迁至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导致的结果就是“短期行为的专制”，这就使得每个集团在争夺当下利益，但一个国家公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却在政治上缺乏代表。

在欧美日发达国家，由于国家治理体系较为成熟，即便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以上种种问题，社会的基本稳定还是能够得到保障。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稳定常常都会成为问题。近二三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同时经济受国际市场影响程度深，国际市场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往往引起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例如，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就和国际市场小麦价格暴涨有很大关系。互联网的普及给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带来了很大挑战，政府如果缺乏驾驭信息化浪潮的能力，反政府势力很容易通过互联网而迅速集结起来，并将线上的串联变成线下的街头政治。如2004年与2014年乌克兰的政权更迭，2007年缅甸的所谓“藏红花革命”，2010年底开始的所谓“阿拉伯之春”。

在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市场”走向“市场社会”的进程也引发了社会自发的反向保护运动，如劳工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弱小族群保护文化遗产的运动以及宗教激进主义的传播等，那些对全球化现实缺乏充分认识的社会保护运动，最后可能导致的是损害运动参与者利益的结果。如2014年初台湾地区的“反服贸”运动，反对包含了大量惠台条款的服贸协议，这种“孤立主义”态度，损害了台湾百姓的利益。

一个国家在政策上必须保持较强的连续性，不能动不动就“翻烧饼”。如果政治内耗严重，有利于民众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治国思路得不到连续的施展，工业化进程止步不前，国力也就很难得到提升。缺乏“自主性”的政府很难驾驭流动不居的资本，很难应对来自境内外的各种突发事件，也很难掌握社会反向运动的力度。

三、中国做对了什么？

中国政府治理着一个包含多样的种族、宗教与文化的“跨体系社会”，这个社会处于急剧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利益正在发生深刻的重组，社会矛盾多发。

（一）中国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做对了什么？

中国保持了一个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为中国国家的“自主性”提供了经济基础，使得中央政府有较为独立的财政收入来源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从而避免了过度依赖社会中的强势经济集团，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经济前提。当然，防止国有经济部门的“封建化”即“国家利益部门化”，使其始终保持服务全民的性质，也成为执政党时刻需要面对的挑战。

（二）中国政治制度在以下方面具有重大基础性意义。

第一，中共始终保持为一个自觉地为全社会设置战略性愿景的党，而不是被动地反映既有社会力量静态利益的党。

如果中共光是强调对于各社会群体静态利益的代表，其结果不过是将既有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吸纳到党内，让党内变得如同社会上一样分歧丛生。要解决好这些矛盾与冲突，形成政治整合，就需要高瞻远瞩，提出更为远大的战略性愿景，以“未来”驾驭“当下”。要整合一系列在当下并不同质甚至是互相冲突的利益，需要以对社会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认识作为其根基。要增强设置战略性愿景的能力，不仅需要加强对当下世界与中国国内利益格局的认知，更需要对何谓社会主义、何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何谓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等理论问题形成更为成熟的认识，为全党提供未来的方向。“十八大”指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党为“中国梦”和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而奋斗。

第二，党政分工而不分开。

90年代以来，党政分工而不分开，党政交叉任职，这就使得执政党始终能接触第一线的治理实践，保持自身的领导能力。在全球化时代，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执政党始终掌握着对经济工作尤其是金融工作的领导权。在2014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纵览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就重申了“党管经济”的原则，并将之提到新的高度。

第三，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度保障大政方针决策的科学性，保持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

党的集体领导体制概括为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以及集体决策机制，这一体制产生了“决策行为不翻烧饼、决策效果可预期、决策影响可预见、决策思路可延续”的效果。同时，“集体领导体制”中的“集体”是有班长的。

第四，执政党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形成一个职业治国者梯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交流布局。

第五，重视巩固和保持中央权威，同时在地方层面保持弹性试验空间。

中央财力的增长使得中央政府有可能实施较大的战略布局，比如通过更大力度的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全国统一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编织社会安全网，减轻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震荡等等。同时，中国在地方层面一直进行着多种多样的政策试验，能够在地方上进行政策试点，凭借试验结果来评估政策受益、成本和风险，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优点之一，试验成功可以推广；实验失败，取消试点即可，不会触动全局。

第六，执政党在社会中仍然保持了广泛的存在。

党的组织系统在形式上仍然是完整的，深入到社会方方面面，吸纳社会各界先进人士；连接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作用，既为决策提供了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同时也有助于较为准确和迅速地向社会传递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当前中国政治制度所面临着的危机与挑战。

第一，中国在国家层面虽然有较大的“自主性”，但整个政党体系在“先进性”与“代表性”方面仍存在诸多模糊之处；第二，收入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及社会的信息化，使得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诉求大大提升，但中国政治体制在授权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的制度供给不足；第三，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仍存在诸多短板，意识形态工作与组织工作的结合仍不够紧密，“好干部”的政治标准仍有不少模糊之处，由此带来难以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问题。

四、从“自主性”到“先进性”与“代表性”

（一）强“自主性”政府完全可能是服务于官僚集团自身利益的政府，未必是服务于社会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政府。

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为人民服务”，其根本原因在于执政党自身的“先进性”与“代表性”。党能够提供未来的战略愿景，并对各种社会利益进行整合，形成全党的意志，而这种意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并得以执行。只要执政党能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色，只要人大的转换机制正常运作，“自主性”就不会沦为官僚集团的自私自利，而可以承载“先进性”和“代表性”的精神。

（二）中国政治机制目前存在的问题。

第一，虽然从宏观层面上看，“官”与“商”之间有诸多防火墙，但从微观层面上看，又可能存在过多利益纠缠，从而可能扭曲政策的方向；第二，人大制度这一“转换器”，自身存在诸多张力，出现了某些阶层被“过度代表”、一些阶层缺乏代表的情况。

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是中共领导下的职业治国者队伍本身就是官与商之间的防火墙，资本集团难以通过竞选在体制内进行人事布局。然而，从微观的运作过程看，防火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侵蚀，造成侵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普遍存在的“一家两制”，即一个家庭或家族中有成员担任党政干部，另外有成员下海经商。在政治权利行使中限制亲属关系的影响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即便是在个人主义文化较为兴盛的欧美，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英国议员雇佣工作人员问题，更不用说“亲亲”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了。这一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反腐问题，而更是涉及到了政治层面上的“先进性”和“代表性”问题。如果党政干部已经在实质上成为“老板”，在社会各阶层中，其到底代表谁的利益，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如持有大量房产的党政干部当然会反对房产税，更会反对遗产税，这就导致利于国计民生的税收政策迟迟无法出台。因此，“一家两制”问题必须提高到一个政治性的高度来认识，“家风”不正，“政风”难正。当前，党政干部申报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经商状况是最基本的要求。

二是人大作为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之间的转换器的角色存在两种结构性问题，第一种是人大代表中官员与商人的比例过高，变成了一个官商俱乐部，这就要求人大代表的结构大体上能反映人民的社会构成。第二种是认为人大代表个人的身份并不是那么重要，关键在于他和哪些群体之间建立了代表和被代表的关系，在于选举机制要具有实质性、人大代表有充分的参政议政、选民对人大代表的问责机制要落实。

（三）中国代表制的政治核心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代表性”与“先进性”。

1、中共在自身的成员构成上保持一定的“描述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要求党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精英的俱乐部，一线的工人与农民必须在党内保持相当大的比例，这样工人与农民关心的问题在党内才能得到重视。

2、发扬党内民主，让基层和一线的党员的意见能够获得顺畅的表达渠道，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党代会和党代表的作用，需要“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做”活动的常态化，需要党员在党内的言论自由获得保障。

3、要严格限制党政官员的“一家两制”，使其决策和政策执行较少受到特殊利益的影响。如果党对民意的解读和综合是比较准确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具备了科学的基础，具有更大的可接受性。

五、授权机制与问责机制建设

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效能感比较低，对党政干部的信任度比较低，成为当下一个突出问题。这一问题因为信息化的推进而进一步加剧——在互联网时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似乎成为常规，究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建设“看得见”的授权机制和问责机制方面仍然存在相当大的滞后。

（一）西方政治体制是竞争性选举，其同时也可被视为一种问责机制。

这一机制有以下优点：第一，程序上具有强烈的戏剧性，给受众留下强烈的印象，从而获得一种政治效能感。无论是候选人登台发表演讲，向选民展示谦卑的态度，还是选民投出自己的选票，都让选民获得一种“当家作主”的感觉——哪怕是一种错觉。第二，将怨气引导到当权者个体身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体制本身进行了保护。如果他们有机会可以利用选票将其赶下去，不行的话至少也可以通过支持其对立方，发泄一下自己的怨气。

但竞争性选举亦有其明显的弱点：第一，在选民缺乏基本的共性的前提下，政党在选举动员中很容易将选民中的差异与矛盾放大化，从而激化许多社会矛盾，如台湾地区，无限放大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第二，竞争性选举很容易成为资本“俘获”政治的中介环节，如来自资本集团的政治献金。

（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情极其复杂的大国而言，在中高层引入竞争性选举，上述两大弱点可能很快会凸显出来。

首先，在一些民族、宗教情况复杂的地区不适用。其次，如果富裕地区和富裕阶层控制政局，那么“共同富裕”就会沦为一句空话，媒体上的“移民潮”舆论，正是先富阶层造出来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要挟执政党放弃“共同富裕”追求。第三，竞争性选举向更高阶层推广，一是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政党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二是有可能会冲击现有的中央地方关系和上下级政府关系，下级政府的主官出于选票考虑，可能会选择性执行上级政府的许多政策，甚至忽视之。

（三）加大干部选拔任用、交流培训、考核监督各环节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嵌入各种促进民主参与的技术。

将“考核监督”与“选拔任用”打通，在“考核监督”中嵌入更多的民主，然后使其结果能实实在在地影响“选拔任用”。第一，采用干部实绩考核与公示；第二，群众代表对在职干部投评议票，“评议式民主”既是一种政治参与方式，同时也是一种问责方式，群众可以用自己手中的评议票，向上级政府发出不满当下治理的信号；第三，将“党管干部”的原则以及人大的选举结合起来。

六、意识形态与干部队伍的政治标准

（一）意识形态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干部队伍提供实践的政治标准。

如果干部队伍的所作所为长期与意识形态表述是两张皮，即便意识形态本身获得了逻辑严密、形式优美的表述，也不可能建立起权威。

曾几何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从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引导退化为了“底线管理”，宣传部门的主要工作是“严防死守”几条底线，而在积极主动的传播上难有作为；组织部门对干部的政治考察，也往往局限于在若干重大事件中的站队和表态，其直接结果就是干部队伍思想上的混杂，而执政党对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也就大大削弱了。这种削弱由于缺乏强大的主流价值观，本土邪教思想与具有国际背景的极端主义思想也开始流传，为反社会行为提供了思想土壤，所以中央提出加强文化建设，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

（二）建设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意识形态离不开党的政治理论体系建设。

解释、实证、实践三者的有机统一，应当成为以经典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经典”就是党的理论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它们回答了干部群众提出的“我们身在何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但“尊经”不等于守旧，人类历史上凡是成功的经典体系，都是成功解决了保持历史延续性、统一性和与时俱进之间的张力问题的体系。

（三）《中国共产党章程》将中共界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共首先是一个阶级性政党，从建党以来，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其次，中共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承担着维护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和统一性的使命。因此，中共对中华文明的复兴有自觉的担当，继承和弘扬“民族和国家”的传统历史和文化。最后，共产党的使命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世界历史维度，中国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拥有了自身的利益，相应地，中共也需要在世界各地获得行使某种领导权的承认。

（四）党的理论体系的建设应与党员干部队伍的建设同时推进。

第一，加强各级党组织的日常政治理论学习活动。理论学习和讨论就可以成为组织生活会的重要内容，党支部首先要成为读书小组。

第二，政治理论体系建设，可以为公务员考试和干部培训提供基础性内容。

第三，干部的选拔任用必须具有更为客观的政治标准：①干部对政治理论体系的认同感与熟悉程度本身就构成政治标准的一个方面；②理论与实践互相发明的能力，是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政治素质重要组成部分；③政治理论体系所要求的实质政治标准，更为干部自身提供努力方向。

第四，理论体系的建设可以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课程结合起来。通过教育学生，为培养未来的干部提供了思想资源。

第五，理论体系建设只有走出党校，与更为主流的学科体系，如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结合，才能获得活力和权威。

（五）理论体系的建设要与从严治党同时推进。

政治共识清晰，政治标准明确，“开展党内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才能获得坚实的政治基础，以政治纪律约束党员干部才不至于成为空话。这样组织才能真正做到帮扶落后分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等到了有贪污腐败和“通奸”情节之后才由纪委和司法部门拿下，敢于光明正大地以政治原因来处理问题党员，能够治病救人而不剥夺其政治生命，恰恰体现了一个政党的政治活力和自信，这就是为什么党纪要严于国法。

七、结语

（一）凭借较高的国家自主性，中国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发现政策缺陷之后自我纠错的能力也较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驾驭资本，同时也能调节社会自发的反向保护运动。

（二）党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精英俱乐部，在成员结构上仍要保持以工农为主；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一线党员声音获得畅通的表达渠道；要严格限制“一家两制”，减少特殊利益对决策与政策执行的干扰。同时，坚持党的政治性，还需要加强党的政治理论体系建设。

（三）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出发，公民评议具有很大的适用空间，而且可以与执政党的群众路线实现较好的融合。

（四）中国已经被西方带有偏见的人士骂了许多年了，也不在乎被多骂几年。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在保持“办大事”能力的同时，增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回应性，办好日常生活中身边的“小事”，在这方面，还有许多改革与探索的空间。

（五）一旦中国拥有“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它将为人类政治智慧的宝库作出新的贡献，也必将产生惊人的国际辐射力。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中国共产党仍需直面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包围圈中，仍须回答“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历史追问。唯有牢记：中国共产党再人数众多，再强大无匹，再劳苦功高，一旦失去了人民，也必将成为虚弱无力的泥足巨人。“道不可须臾而离也”，社会主义之道是党的立身之本，是党的治国之基，是党的道义制高点。党的最大领导力在于提供了超越性的理想和价值，因此，在资本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得以保持其统御并包容各方而无所依附的、“依自不依他”的主体性。

火光在前，路在脚下，让我们为希望，用信心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