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冬不拉，只有这里的牧民

才能弹出最深处的声音

从一棵树开始，顺着羊肠

寻觅通往草场的蹄印

野花已然开过，而香味犹存

山的那边，会有一顶毡房

额尔齐斯河不会透露这些

在布尔津，在我喝下马酒

的路边，一株红柳告诉过我

她从乔尔泰那里听到的故事

而我的哈萨克兄弟一边倒酒

一边唱着热腾腾的酒歌

冬不拉已经把所有的

草原和戈壁，牛羊和毡房

以及鹰的鸣叫，马的奔腾

演绎出来

那匹奔腾的马是黑色的

它在夜晚，在我酒足饭饱

之后，降临。

击掌而响，弓腿而行

晃肩而舞的黑走马释放炙热

我策马而过的草原和戈壁

是今晚最大的月亮

在我告别之前，我会怀念

一个未曾谋面的女人

她应该住在额尔齐斯河

与布尔津河流的交汇处

她应该坐在洁白的毡房旁

她的屋里有冬不拉

她的田野有黑黑的骏马

她会用悠长的曲调讲述

流传已久和即将流传的神话

（范宗胜）

无论智商高低，每个人都有念想，有的念想是正常之想，有的念想则属非分之想。但凡有非分之想的人，要么智商很高，能把非分之想变成现实，要么智商很低，只是想想而已，天马行空，聊以自慰。

可偏偏有个智商不高的人，总爱有点念想，并且把这种非分之想变成了现实。

这人是我一个远门叔叔。这位远门叔叔被他的远门叔叔招兵入伍，入伍之后几个月，他的远门叔叔就退伍了。于是乎，我的远门叔叔便开始喂猪，当了三年兵，喂了三年猪，好在他退伍前，他的连长又换成他远门叔叔的亲侄子。

问他，哥哥，你想去哪？

那是七十年代初，温饱还成问题。不知道我这个叔叔从哪听说的，地质队是跑山找矿的，跑山的补助高，天天吃白面馍馍，有人用一个白面馍馍换了个黄花闺女作媳妇。

为了得到一个黄花闺女当媳妇，我这个远门叔叔竟然说了句和养三年猪毫无瓜葛的话：球，你哥哥白活了二十多年，从今起不白活了，俺要为国家找矿。

我至今想不明白，我这位叔叔，为啥不说跑山，而说了句找矿，并且是为国家找矿。那个年代，能说出“为国家”三个字，足以让人深思片刻并刮目一下了。

我叔叔到了地质队，培训不到一个月，就被分配到了三分队当钻工。在地质队，钻工是最前沿的阵地，用今天的话说，是最基层最基层的百姓了。

说实话，我这个叔叔有点憨。憨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当时我刚上小学，这叔叔到我家认他大哥，也就是我爸爸。后来我爸告诉我，这个叔叔不知道从哪得知单位有个同姓的山东老乡，名字中间都有个“贵”字，便七拐八打听地找到我爸，一聊，祖籍还真是一个村的。我爸查了一下家谱，才知道他们父亲的爷爷是堂兄弟。我爸挺高兴，让我妈备了酒菜，两人边喝边聊。我放学回家，一进家门，看到我爸和一个陌生男人喝得面红耳赤，便往妈妈身边靠，发现床上放着一个崭新的帆布包，当时一直猜测，里面是不是有糖块，或者糖块被我妈藏在啥地方了。这位叔叔说话吐沫星子乱飞，摇头晃脑的时候发现了我，不等我爸妈介绍，便突兀而言，哥，这是俺兄弟吧，看这长相就出息，来，咱哥俩认识一下。然后端着酒杯冲我而来。

那两年，夏收秋收，我叔都会请假到我家帮忙收庄稼，干起活来舍得出力，父母自然轻松不少，也爱见这个憨叔叔了。一个麦收季节，我爸妈和乡亲们在麦场忙碌，我偏偏站在场边遥望天边的云，有叔叔在，好像不需要我这个小不点干什么。厚重的云朵压在西天，变化莫测，让我痴迷地想搞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变化的。给我家帮忙的叔叔偷偷地给我爸说：哥，你看，这小子的样子像个领导。

我爸斜了我一眼，开始反驳：球，那就是个懒虫。后来我爸告诉我，我这个叔叔自称会看相，能从脸上看出一个人的富贵贫贱来。我爸说，我从来不信你这憨憨叔，可当时心里那个美呀，愿意相信他的话。

我叔叔分到地质队一年后，受了次工伤。其实矿区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工伤本不该有，也从来没有过，可我叔叔偏偏缺根筋。验证地质找矿成果的最终手段是钻探，就是用钻机把钻杆钻到地下几百米深处，把地下的岩心一截截地提上来，查看地下是否有矿藏，矿藏储量多少、能换算多少钱、能提供多少工业产能。那是个冬天，为了提交地质部下达的属于一个死命令的地质报告，原本该大雪封山前撤离的钻探工作，提出了“大干五十天，节前任务完”的口号。我叔叔就在那个群情激昂的集体里。

我叔叔有恐高症，所以从来不上提升器。提升器是为下钻和提钻设计的运送操作人垂直升降的设备，人在钻塔上面操作提下钻，最高的钻塔相当于四五层楼那么高，人从最高处半平米不到的悬空笼子里往下看，就是没有恐高症的人也要胆怯三分。当时孔内出了事故，一趟趟地提钻，一趟趟地下钻，一个班组五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唯有我叔叔没有上过这个高空笼子。

机长从升降机下来躺了不到十分钟，又要提钻。大家都露出麻木的表情。机长张了张嘴，闷了一声，抽支烟吧。

机长凑到离所有人相对较近的地方，眨巴眨巴眼珠子，用浓重的

东北口音说：刚才我在顶上那嘎的时候，从塔布缝里看到山脊上有个红色的点在移动，刚开始以为眼花了，这满山大雪哪有啥红色的玩意，莫非是狐狸精转世？球，后来我才看明白，那就是个红衣娘们。那样子，像是个黄花大闺女。你们说，这天气，冷球得只会尿冰碴子，谁家会忍心让闺女在荒山上乱跑呀？一定是迷路了。

大家立即兴奋起来，挣着要上去看看。机长说，球，抽完这支烟再上，哪时候闺女正好走到跟前，看得更清楚。抽烟的赶紧续上一支烟，没抽烟的把嚼得没味的草根咬断，吐出，继续嚼着剩下的茎干。

机长没有续烟，他把已经燃到烟屁股的纸烟猛吸一口，眼看烧到嘴皮子了，一侧身，“噗”地一声吐出，烟屁股划出一道老长的弧线，出了敞开的机场门，闪着红光朝雪地里栽去，在落到雪地前的那一瞬，烟纸燃尽，明灭的烟丝散开，像节日的烟花绚烂，然后归于平寂。

你们几个犊子都老实待着，我上去看看那闺女到跟前了没有，我得在上面吼一声，让那孤单的闺女不要怕，有我在呢。机长说着，右手压着身旁的我叔的肩膀就要起身。

我叔掐住刚摁到他肩膀上那只粗壮的手，昂扬地说，球，你们都上下好几趟了，我知道是为了照顾我，今天就是豁出命去，我也得朝鬼门关走一遭了。

我叔上了提升器，双手拽着悬空的绳子以引体向上的姿态朝上拉升的时候，根本不可能看见他脚下的机长和钻工们蹲在机台板上，掩嘴、捂肚、垫脚而笑的那份惬意和自得。

我叔虽然笨，力气还是有的，很快把自己拉了上去，寻找那个能看到外面世界的缝隙。真的有个缝隙，雪花随着风吹进来，丝丝冰冷。外面一片白茫。

我叔摇头晃脑地看了半天，朝下喊，啥球都没有，那红点呢？正要骂人，才发现自己已经爬了很高，底下的钻机、钻杆和人都呈现出以往所没见到过的形状和图案，开始旋转。一阵眩晕，我叔双手抱头软了下来，在他即将蹲下的那一刻，还是不死心地朝那个缝隙看去。他看到一个黑点，移动的黑点。

机长和钻工们七手八脚地把提升机降了下来，我叔脸色惨白地蹲在铁框里，羔羊一样。大家扶他下来时才发现，我叔因为眩晕和恐惧，右手死死地拽着绳索，在强行下降的过程中已经磨破了。机长赶紧找来一副干净的手套作绷带，用电线给他做了包扎。

我叔在满是冰碴子的机台木板上躺了一会，慢慢缓了过来。见他没事，大家开始忙碌。我叔挪到火炉边暖和了一阵，转身出了机场。大家正在忙碌，想着他是去撒尿，没理会。

我叔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山梁跑去，爬上山梁那一刻，他几乎气喘到虚脱。在倒地喘息的一刹那，他看到不远处一个爬着的黑影。

正如你所猜测的，那位辨不清性别的人，真的是个女人。我叔扶起她，发现通身冰冷，想都没想就解开自己棉衣的扣子，把她抱在怀里暖了很久，直到他突然感觉自己开始发抖。

所有不正常的人，总有超乎聪明人自以为聪明的那个框子。我叔抱着那个快冻死的女人，绕开机场，走了一条更为艰难崎岖的小路。在他快累趴下的时候，怀里的女人呻吟了一声，然后又无声无息。我叔实在，一会抱，一会背，急匆匆、趔趄趄地朝矿区驻地走去。他当然知道，机长发现他一直没回来，果断停钻，带着大家四处找他，扯着嗓子喊，满山满谷都是回声。

这些是我婶婶告诉我的。那时候我还小，母亲去我姥姥家了，父亲在野外施工，母亲把我交给了临时住在用来看麦场的小房子里的婶婶。婶婶把我搂在怀里彼此取暖时说的，她说，我个快死的人，都听到了喊叫声，你叔就是不承认，说是风大没听到，估计把声音吹到山那边去了。婶婶告诉我，能住到这个破旧的小房子里，是我父亲用在矿区节省的五个200瓦灯泡换来的。

我叔把那姑娘直接抱进了正在做饭的伙房，那是那个时间整个矿区最暖和的地方。最喜欢调侃我叔的炊事员看到我叔满脸大汗地抱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冲进来，二话不说，拎起两袋面扔到炉子旁，帮我叔把那快死的姑娘放在面袋上。我叔瘫倒在面袋旁。

炊事员把用来作红烧肉的红糖放进开水里，搅了搅给那女人喂下，整整一海碗红糖水灌下去后，她才缓了过来。那天，开饭时间推迟了半个小时，所有前来打饭的人都骂炊事员，但探头看到躺在面袋上的衣着褴褛的女人时，不再出声。

当然，其中有很多人想打一些小主意，并且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百折不挠。活过来的那位姑娘不理会这些杂七杂八，在我叔的床板上躺了一天一夜后，身体恢复过来了。那期间，我叔和他帐篷里的人去上夜班的帐篷里睡觉。姑娘不好意思打扰这些辛苦的钻工，自己上山找来树枝树干，从材料员那里找来几个破席子、破毡子，在我叔的帐篷旁搭了一个窝棚。她和我叔隔着一层帐篷帆布，中间有个可以对视的窗户。我叔不再扣那个棉布窗户了，让热气往窝棚里散，自己的眼睛也朝窝棚里散。

没多久，我叔就把她带到了我家。然后我才知道，这个瘦弱的好看的女人，是我婶婶。

我婶是地主家的女儿，她父亲不是周扒皮，也不是刘文彩那样的人。只是因为她爷爷和奶奶靠力气开了成片成片的荒地，只是为了养育一群儿女，在几十年后被戴上了地主的帽子。那个年代，劳动致富，有时候真的不好说，是福还是祸。

因为这些荒地，地主被批斗几个回次后，悬梁自尽，地主婆在村民的冷视和讥笑下，把地主埋了，然后，当众人散去后，从坟旁打个洞，自己钻进去，自己封口。在这之前，地主两口把儿女们都赶了出去，让他们忘掉自己的名字和家乡，去乞讨生活。地主的小女儿走到半路不想走了，自己跑了回来，才知道爹妈已经埋入黄土了。

村会计的儿子盯上了半路回来的地主小女儿，起了歹心。

我婶婶被撕扯了好久，终于逃了出来，她不敢走大路，只能朝山梁上爬，走了一天一夜，又冷又饿，又恨又怕，远远看到了钻塔，就朝我叔所在的机场走来，在筋疲力尽、即将崩溃的那一刻，被因为恐高症而要瘫软的我叔看到了 。

我叔的傻，和他憨气的念想，就在这里。他用自己被看到的手部的工伤，和没被看到的背我婶婶摔倒的腿上的伤，找分队长谈判、耍憨，并且还能背诵一些语录，说自己救了穷苦的阶级兄弟，产生了无产阶级感情。终于，他得到了准许结婚的批示。当然，那时候包括我叔在内，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婶婶的地主背景。

我叔在矿区把婚事办了，然后请假到我家，向我父母复命。他爹妈都不在了，亲哥亲姐远在东北，我父母自然是他的主心骨了。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想把新媳妇寄存到我家。后来，我爸我妈带着五个200瓦灯泡去村长家，麦场旁的小屋就临时给了我叔我婶去住。

那一段时间，我和婶婶在一起最多。我母亲有点文化，被乡政府安排去邻村当小学老师，我父亲和我叔叔一样，多数时候在野外矿区，大多时候我和我婶婶相依为命。

因为婶婶的宠爱，哪怕我叔回来，只要我父母不在家，婶婶是不会放我回去的，晚上都是躺在她的怀里睡去的。怎么说呢？

我也有夜里被吵醒的时候，听着不明白的声音，吓得大气不敢出。

婶婶好长时间没有生育。母亲说，是逃跑的时候冻坏了身子。

我叔娶了我婶后，心思就不在工作上了，他竟然借着手受过伤、腿受过伤的由头，在钻机上表现出啥也干不了的无奈。他为此挨过打，很多人都打过他，不是因为不干活，而是凭什么他只上了一次提升器，就能捡个老婆回来。当然，面上的理由还是他不干活，偷懒。

终于，分队长按捺不住，怕打出事来，给我叔调了岗位，去看水泵，那是唯一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水泵房，是在山沟里有水的旁边建的，在溪水中建个蓄水池，用水泵向机场提供施工用水，是野外一线的最好岗位，只是发动柴油机，推上电闸，拉下电闸，关闭柴油机的简单程序，只有出过力的老钻工才有资格。我叔很年轻，却开始享用这份舒坦。

我婶说，你叔不是偷懒，他是惦念我。水泵房最好的待遇不是不出力，而是只要几个看水泵的人能商量好有人值班，其他人都可以回家多待几天，这是野外分队的潜规则，因为有能力去看水泵的人，都是出了大力流过大汗的人。

我叔从此常常回家。我却傻傻地认为，他是为了我才回来的，因为每次回来，他总能带点野味回来：春天是能吃的花蕊花茎，夏天是鸟蛋，秋天是野果，冬天是兔子，时不时还带回野鸡。我吃撑到打嗝的时候，叔叔总是怪我，傻小，吃这么多干吗，小心积食，去外面撒撒欢，消消食。我恐惧于积食，便满村子地逗狗追鸡。

我逗狗追鸡的时候，总有人在旁边逗我。小子，你婶啥时候给你生个弟弟妹妹呢？小，你叔和你婶晚上睡觉老实吗？小，快回去，你叔打你婶呢！

我便朝回跑，还聪明地捡了石子放到兜里。我想，如果真的我叔敢欺负我婶，我会用弹弓打破他的脑袋。门是插着的，我狠劲地拍，狠命地喊：坏蛋，你敢欺负我婶，你出来！

每每都是拍了很久后，我婶一脸慈爱地开门，一把把我搂进怀里，抱我进门，得意洋洋地对一脸憨笑的叔叔说：看到没，你要是敢欺负我，敢做对不起我的事，有人收拾你！

后来，我听到一些传闻，我叔叔真有过分的事。

那一天，三个看水泵的资深钻工去看我正在值班的叔叔，他们说了一大堆赞美的话，然后又说了很多自己无奈的事，最后不容置疑地问：小伙子，能不能多值几天班？

我叔是经不住好话的人，自然入了道。

这三位大爷级别的人物，回家的回家，去队部的去队部，逛县城的逛县城。我叔掏了几元钱，从伙房扛来半袋面、几个萝卜、两颗白菜和一瓶咸菜。他是个信守承诺的人。

这些菜几乎吃完了，三位大爷还没回来。我叔不敢擅离岗位去驻地取蔬菜，只好在蓄水的小池子里钓鱼。这里真的有鱼，只是个头不大，只能用来炖汤。我叔钓鱼是自己琢磨出来的，他把铁丝烧红，锤子轻轻地敲打，用手钳握个勾，放水里淬几遍火，然后用缝衣服的线作鱼线，用面筋裹在钩子上，去哄池子里的鱼。这些鱼没见过世面，有吃的就上钩。我叔把钓来的鱼放到水桶里养着，每顿饭只炖三四条，几天过后，他用来喝水的桶开始翻浪花了。我叔于心不忍，倒出一半鱼到池子里，然后又多情地捞出一些鱼放回到山溪里。他后来告诉我，池子里的鱼能长多大点呀，放回溪水里，等长大了再去捞去钓，多好。

这当口，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孩子在河边挖野菜根，一群小鱼下来，孩子兴奋起来，哈哈地笑。女人闻声朝上游看，我叔闻声找哪来的声音。他发现那个看他的女人，和我婶婶几乎一个样。我叔叔产生错觉，以为是我婶婶带着孩子来找他了，便兴冲冲地一路跑了下来，站到女人身边，才发现女人惊恐的眼神。他这才仔细地看，意识到只是像，而不是我婶婶，也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孩子。

看着女人冻得红肿的手和孩子满脸的疮，我叔心软了。他提着女人放野菜根的篮子，牵着孩子冰凉的手，朝水泵房走去。女人跟在后面，犹犹豫豫，怯怯生生。

我叔把桶里的鱼全捞了出来，煮了一大锅鱼汤，擀了一盆面，蒸了一锅馍。

那个晚上，孩子的呼噜声很响。那个晚上，女人说了自己的事情，男人采药的时候，摔坏了，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日子就靠她一个女人维持。我叔聪明地问，娘家在哪，他们可以帮你呀。女人只说了句，娘家没人了，再不吭声。

就是那个晚上，我叔第一次有了不能说的窃喜和愧疚。由于水泵房里传出的不是一个人的呼噜声，被前来查找停水原因的小钻工发现了。

我叔被批评了，找女人睡，还把工人阶级的馒头送给不明身份的人，而且是个女人。有人建议“把批斗会开在野外一线”。分队长决定带着我叔去女人家一趟，落实一下究竟，要批斗就要有证据嘛。

然后，分队长带着我叔叔和那个女人回来了。女人破旧的围巾很严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工区的人都站在分队长的帐篷前，等着批斗会的开始，有人甚至提前喊出了打倒流氓，打倒资本主义思想作风的口号。我叔叔和那个女人站在分队长旁边。

分队长说，小憨娃，你自己交代吧。

那女人缓慢地拉开围巾，所有盯着她的人都惊愕了一声。

我叔正在想咋说呢，女人开了腔：我是带着孩子在他的帐篷里住过，吃过他的白面馍馍，喝过他的鱼汤，那是因为他可怜我，还有一个原因，我是他媳妇的姐姐，也就是我妹妹嫁给他了。我和妹妹失散多年，一直没有音讯，在我找野菜根的时候遇到他，才知道我妹妹的消息，才知道他是我妹夫，那天太晚、太冷，我和孩子就住了一宿，我和孩子住炕上，我妹夫坐在凳子上迷糊了一晚。

人们自然从女人的长相和话语中明白了咋回事，愤怒自然消散了，嫉妒却愈加浓郁。

女人走后，我叔进了分队长的帐篷，摸摸索索地从上下几个口袋掏出几个鸡蛋放到床上，哼唧了一声“你救了我”，便出了门。

后来，我叔隔三差五地去女人家，送这送那的，帮助女人度日，有时候晚上没回来，大家也不再怀疑什么。

暑假的一天，我跟父亲去了他所在的矿区，我婶没事做，便找到了我叔所在的矿区。我婶勤快，帮这个洗床单，那个缝衣服，很快和钻工们熟络起来。无论大小，钻工们都喜欢和她聊天，有些憨厚实在、不明就里、嘴不把门的人，就把我叔挨批的事当做一个误会笑话说出来了，并且啧啧赞叹，你们姐俩真像。

那个晚上，我叔被这个他救回来的女人折腾得就差跳池子了。路过的人在矿区散布说，我叔的声音像头被宰的猪。

第二天一早，我叔被迫带着我婶去了那个女人家。

两女人一见面，都说不出话，只是细细地看，细细地想。然后，两个女人唠了好一阵子，然后，临出门前，她俩一起把我叔按到地下狠揍了一顿。

从那以后，我叔独处的时候，总是发愣，然后就会露出又开心又伤心又发傻的笑。有人说，那表情像头发情的驴。

后来，在我婶家见过几次那个女人，我婶给她叫姐姐。

我叔去过很多地方，当然都是出了这座山，进了那座山，为国家找矿嘛，当然离不开山。我叔告诉我，他和我婶的姐姐相遇的那个矿区，是个大铜矿，价值好几个亿，还获得了国家科技奖，大队领导为此专程到矿区慰问职工，让大家免费吃了次午餐。我叔说，那顿饭他吃了一份米粉排骨、一份红烧肉、一份炒鸡蛋、三个烧鸡腿、两个大肉包子、一碗鱿鱼汤，饱嗝一直打到晚上，每一个饱嗝都带着肉香。我叔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了他嘴角的口水。

在另一个矿区，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叔憨笑之后躺下睡觉，怎么也睡不着，到了后半夜，听到有叮当叮当的声音。不是疏通管子的敲击声，不是地质员采样的地质锤声，也不是钻杆的晃荡声。他忽地起身，出门仔细听。不知道那晚我叔叔中了什么邪，他竟然能想到是盗墓的声音。

我叔拿起手电筒，朝矿区跑去，敲开分队长的门，急促地说，有人盗墓，我先去侦查。没等分队长反应过来，他已经一溜烟地朝山梁上奔去。

我叔的军人作风喷发出来，他快速地爬上山梁，循着声音一路追过去，又翻过一个山头后，我叔看到了亮光。他悄悄摸过去，看到两个人挥着铁镐、铁锹在山坡上挖着什么。我叔确定，他们不是在盗墓，就是在盗矿，这可都是国家的，便大喝一声冲了过去。我叔这一喝，把两个人吓个半死，当他们发现我叔一个人后，便拎着铁锹朝我叔砸去。我叔一对二，展开了一场英勇搏斗。英勇搏斗，是我叔后来给我讲这个事情时说的。

几个回合下来，我叔的小腿被铁锨拍伤了，那两人正要逃跑，被赶来的分队长和钻工们堵住了。他们把两个坏蛋带到矿区驻地，连夜审问，搞清楚了情况。他们是远处一个村子的山民，听老人们讲，明朝时一个将军战死在这里，由于战事紧急，官兵请当地一个先生看了风水，就地埋葬。两个山民根据传说，漫山遍野地找了好长时间，才发现这个疑似地，晚上想挖挖看，没想到被我叔逮着了。

第二天，矿区向队部发电报汇报了情况，队部保卫科干部和县公安局的警察连夜赶到矿区，把两个盗墓贼带走了。据说，两人是一个村的，年轻的是村会计的儿子，另一个中年人是村会计的弟弟。我婶不止一次给我讲过这个故事，每次都又感叹又欣慰地说，这就是报应，你叔不傻。我叔有时候当然不傻，那天晚上他剋两个盗墓贼：狗日的，不看看那地方算球的好风水，谁埋那里谁绝后！

那天，我叔也坐着保卫科的吉普车下山了，到队部住院养伤。

我叔抓贼立了功，受到领导的表扬，在大会上披了大红花，领了奖状，然后安排当了队部门卫。本来要调他到保卫科当干部的，可我叔没文化缺根筋。我叔说，坐在办公室咋能抓住坏人，让我看门吧，我肯定不放坏人进来。

从那时起，外面人想进队部就很难了，我叔总是盘问来盘问去，好像每个人都是盗墓贼。有一次，省局一个处长下来检查工作，我叔愣是堵着门不让人家的车进，说是领导没打电话，没说有人来检查工作。处长说你门卫不是有电话嘛，打个电话问问你们科长或者其他领导呗。我叔说，凭什么我打，你自己去给领导说。处长生气了，你不让我进去，我咋见你们领导？我叔说，哪你再等一会，一会下班了，我们领导就出来了。处长气得七窍生烟，司机下车要揍我叔，我叔看到司机庞大的块头，才慌忙说，你们等着，我打电话问问。

我叔给保卫科长打电话，没人接，便对处长和司机说，你们帮我看会门，我去找科长问问，还很严肃地强调了一句，不许放陌生人进来！

我叔正要上三楼保卫科，遇到科长下楼，便匆忙忙地说，科长，我刚才打电话你不在，赶紧回去接电话，有重要事情。我叔不等科长问话，急匆匆地出了办公楼，朝门房跑去。

我叔重新摇了电话，接通了保卫科，严肃认真地请示：科长，有人自称省局处长，带着车，要进门，他让我打电话问问你，你下来看看，要不要放他们进来……

没几天，保卫科长找我叔谈话，说了很多表扬的话，然后说，六分队要去太行山参加一个重要的找矿大会战，现在缺人手，要招一些精兵强将，你这个同志责任心强，肯听指挥，一定能胜任。我叔就此结束了一个月的队部生活，再次到了野外矿区，继续看他的水泵。

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叔在我们村里盖了房子，婶婶算是正式落户了。听母亲说，这些年，我爸和我叔没少往村长家跑，手套、工作服、手电筒、电池、灯泡什么的没少送，遇到村长家有什么事，我婶跑得最快，唯恐错过搭手帮忙的机会。

我婶把一套拆洗干净的被褥放到新房的土炕上，对我说，这是你的铺盖，以后我们睡大炕了。那一刻，我竟然有些害羞起来。我叔摆了桌宴席，把村长、支书、会计等人物请过来，算是庆祝搬迁和感谢村领导的关怀。我叔酒量大，挨个给他们敬酒碰酒，给村长敬的最多，端着小碗酒，一碗一碗地碰，非要和村长一饮而尽、“同归于尽”。几碗酒下去，村长就差不多了，开始乱说起来。村长说，你小子有福气，能落户到村里，还娶这么漂亮的老婆，你看着傻了吧唧的，福气可不傻，你得感谢你哥、你嫂子，当然还有你媳妇，要不是看着她可怜，我才不同意落户呢。我婶听了这话，一阵脸红，端着两个海碗走了过去，把塑料壶里剩下的酒都倒进碗里，递给村长一碗，自己端起一碗，要“一口闷”。村支书赶紧劝，村会计也帮腔，村长盯着满满的一碗酒，有点怂。我婶说，感谢你们大家可怜我，也得感谢党和政府是吧，为了表示谢意，我把这酒干了，算还了这份情，了了这个事。村会计迷糊，问啥事了了？我婶一口气把一大碗酒喝了下去，说，就这落户搬家的事呗。村长端着酒发愣地看着我婶，欲言又止。我叔不愿意了，粗声粗气地说，我媳妇都喝了，你个老爷们不能耍赖，你要是不喝，从桌子底下钻过去。

村长喝了酒，便冲出门去，哇哇地吐。我婶也喝多了，躺倒炕上哇哇地哭了好长时间。

从那以后，我爸不再给村长家送东西了，我婶也不去村长家帮忙了，我叔每次请人喝酒时，却总要去叫村长。村长倒像是做了亏心事一样，不再趾高气扬。

后来分田到户，我婶分了两亩地，我叔买了辆自行车，上下班骑着，时不时回来帮我婶干农活。我叔的分队几乎每年换一、两个地方，总是在山沟里，离我们村少则七八十里，多则一、二百里。我叔骑自行车到县城，把车子放到票车顶，到了他矿区的山区路口下车，进山的时候骑着，上山的时候推着，遇到雨天，泥泞沾满车轮推不动，他就扛着自行车走。每次去上班，都是天不亮就走，大半夜才能到。回家亦然。矿区的人都笑话他，这么不辞辛苦，是为了抱着媳妇睡觉。我叔不管这些，我行我素。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婶怀孕了。我母亲说，日子越来越好了，你婶的身体养过来了。我婶生了一个女娃，长相随她，好看得很。两年后，我婶又生了一个男娃，像我叔，有点憨气。

高考填报志愿时，我爸妈、我叔和我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选了地质专业。对于常年钻山沟的地质队员来说，对于在穷乡僻壤的我妈和我来说，虽然都知道地质队辛苦，却没有更多的选择。

我叔说，球，上了大学就是干部，你要是回来上班，我和你爸多光彩。

上大学是和我叔一起走的。那几年国家找矿任务大幅减少，地质队不景气，为了养活队伍，开始闯市场，到南方一些大城市打工赚钱。那些年，大城市建设开始加快，要盖很多楼房，架很多桥梁，工程勘察、基础处理这些活，地质队能做得了。我考上了广州一个学院的测量专业，我叔的地质队要去广州干一个项目，出发时间比我报到时间早几天，我爸决定让我提前走，路上有我叔照应。

我跟我叔和他的十几个同事一起上了火车，在硬座上颠簸了两天一夜。路上，我叔关照着我的一切，甚至让出座位，让我半躺在硬座上睡觉，而他则坐在地板上。我叔说，你婶带俩娃不容易，我得去挣钱，孩子大了要花钱，没有钱不行。

到了广州，一辆中巴把我们拉到市区一个乱七八糟的工地，两个钻塔已经立了起来。我叔说，七天前卡车就拉着设备开始走了。广州很热，我们晚上睡在帐篷里，蒸笼一样，蚊子还很多，虽然都很累，却没有一个能睡着的。我叔接来自来水，一盆一盆地朝帐篷上浇，一盆一盆地朝地下泼，帐篷里的温度慢慢降了下来。

第二天，我是被热醒的，热得连衣服都穿不上。出了帐篷，看到我叔他们都光着膀子，穿着三角裤衩在干活。我叔又回到了钻工的岗位上。工地上没有女人，路人也不会进来，他们才敢这样放肆吧。我看了看周围的高楼，里面肯定有人会看到这里，那又能怎么样呢，这该死的天气真的没法穿衣服。我把上衣脱了，却不敢脱裤子。

工地领导安排材料员买了电扇回来，那种台式的，人手一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电扇，它吹出的风，让我这几天好过了些。

晚饭后，天还很亮，我叔光着身子又擦洗了一遍，穿上干净衣服，借来材料员的自行车，要带我去学校看看。他把城市地图拿给我，上面已经标注了这个工地和学校之间的路线，显然是他找人画的。

我叔用自行车带着我，我拿着地图，他按我的指挥一路狂蹬，屡闯红灯。在我叔和我的概念里，压根没有交通规则，所以屡屡挨骂。我叔发牢骚，这城里人不文明，咋老骂人，大白天的，路口亮这些灯干吗，多费电。在一个路口，我们被交警逮住了，罚我叔作协管。交警给我们讲了一大堆交通规则，从他那满嘴的广东话里，我们听得一头雾水，但还是搞明白了红绿灯的用途。我叔戴着红袖章，拿着小红旗，傻傻地站在路口，无望地看着我。交警则时不时地注视着他，防止他溜号。

终于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闯了红灯，交警前去教育，那人着急辩解，听口音像河南人。我叔诡异地朝我使个眼色，飞快地朝我跑来，扔掉小红旗，摘掉红袖章，骑上车子就跑。后面传来哇啦哇啦的喊叫声，交警飞快地追了过来。我拍着我叔的背，紧张地催，快点快点。后来我再看时，发现交警已经把被我叔丢掉的旗子交给了那个河南人。

为甩掉交警，我们迷了路，出了地图标注的路线。以我乡村高中的地理知识，想看懂城市交通图很难。我叔一口一个大婶大姐、大叔大爷地连着找了几个人打听，才遇到一个好心人，先给我们讲了路线，又掏出笔来在地图作了新的标注。

找到学校时天已经黑了。学校还没开学，门紧锁着，门卫不让进，我叔非要带着我沿着围墙转一圈，说是要看风水。回去的路上，我发现我叔知道等红绿灯了。回到工区，我叔给同事们吹嘘，我的学校多大多好，那个风水，一看就是出才子、出干部的地方。我只能任他乱侃，默默地坐在那里，享受着电扇吹来的热风，很是满足。

我在大学的两年里，我叔他们干完一个工程，就会接着干另一个项目，好像永远有很多工程在等着他们。每次换了新工地，他都会尽早地在轮休时间骑着自行车到我学校，告诉我他的新地址。周末休息时，我偶尔也会坐着公交去找他，在他那里吃一顿免费的午饭和晚饭，然后，他总是坚持用自行车送我去学校，说是节约路费。

有一次，我去他的新工地找他，我叔和工友们住在一个刚搭起框架的高层楼房里，他们在三楼的水泥柱子间拉上彩条布，算是围墙。我叔下了班，擦洗一把，去材料员那里借来自行车钥匙，要带我出去吃大排档。我叔开了自行车锁，按了按车胎，发现气不足，让我等一下，便扛着自行车上了三楼，找到打气筒打足气，又把自行车扛了下来。看着他费力地扛着自行车在没有砌墙的楼道里满头大汗地走出来，我很纳闷，问他：怎么不把气筒拿下来打气？我叔说：你傻，我上去取气筒下来打完气，再把气筒送上去，然后再下来，不是多跑一趟吗！

第一个学期很快结束了，寒假时，我叔所在的钻机还没干完活，四五天后才能走，另一台钻机已经收工，我叔让我跟他们一起回家，并且帮我买了车票。我在我叔的帐篷里留宿了一个晚上。那天晚上，我叔去饭馆买了猪头肉和花生米，外加两瓶白酒，把自己的小箱子往房子中间一放，酒菜一摆，请来了工区主任、两位机长和材料员。我叔说是庆祝我这个大学生侄子第一次荣归故里，然后说我这个有文化的侄子将来要是分配到咱地质队，一定会有出息，希望领导和兄弟们关照。然后在一片啧啧赞叹中，我不得不喝下去几杯白酒，很快昏头涨脑，躺倒在我叔的床板上。迷迷糊糊间，听到我叔一而再，再而三地敬酒劝酒，含糊不清地絮叨着他的重要任务就是保护好我这个未来的干部。

第二天，我叔陪着我一起去车站，路上悄悄告诉我，昨天晚上他那顿酒宴是鸿门宴，把几位领导拿下了，同意让他提前回家，条件是年后他提前十天到工地，让看家的同志回家探亲。我叔得意地说：你叔不憨吧，你不是过了正月十五就要开学吗，叔正好陪你一起来，你叔这叫一箭双雕。

候车时，我叔让我照看行李，说要买一些特产带回去。他面对着墙，从内裤里掏出一卷钱币，然后系好裤袋进了商店，老半天后才拎着几包特产走了出来。工友们开玩笑说，老憨这是回家哄媳妇呀。我叔说，娃在哩，别胡说，还有给我哥我嫂买的。大家起哄几句后，开始进站，我叔才发现他的车票不见了，着急慌忙地原路返回去找，没找到。钻机机长问，你几号座？我叔说35号。机长又问：有34号和36号座的吗？有人回答34，我的位置是36号。机长出主意：你赶紧去买个站台票，先上车。

上了车，果然有个凶悍的中年男人坐在35号座位上。我叔有点犹豫，看了看我，我装作没看见，站在他背后看着别处。我叔又回头看正在找座位的工友，也没人理会他。我叔转动着身子又找机长，机长在放行李，没理他。我叔无奈，走过去问人家，同志，你坐错位置了吧？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如此文静的声音竟然是从我叔的嘴里发出的。

那人说，没有呀，我就是这个座位。

我叔说，不是吧，我看看你的车票。

那人刚掏出车票，我叔飞快地把车票抢了过来，看了一下喊，这是我丢的车票！

那人起身，抬手一拳打在我叔胸脯上，骂我叔：你他妈敢抢老子的车票！

周围的人都愣住了，无声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看到我叔挨了打，我想冲到我叔前面去理论，可是看到那人的凶悍面相，终于动也没动。

这时，机长站起身来说到，兄弟，这车票就是他的，他买东西的时候丢的！

那人并不理会，拽着我叔的领子恶狠狠地说：把老子的车票拿来！

我正在考虑怎么给人家解释这张车票丢失的过程，我叔的十几个工友都站了起来，参差不齐地喊：你他妈敢动一下试试！

那人一看有这么多人帮腔，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顶着我叔的胸脯说：老子让你红刀子出白刀子进！

看到工友们都站了起来，我叔的胆子正了，他握住那人的手腕说：你敢动一下试试！

工友都围了上来，那人脸色有些胆怯。我挤过人群，唧唧歪歪地把我叔丢票的过程说了一遍，然后解释到，你看，我们的座位号都是连着呢，十几个人呢！

这时乘警走了过来，那人赶紧把刀子收了起来，压低嗓音威胁我叔，你等着！

那人灰溜溜地去了别的车厢。我叔这两天一夜几乎没合眼，不厌其烦地给我唠叨：小，你盯着啊，万一那人过来报复我……

那些工友到队部所在地先下车了，我和我叔要多坐一站，到我们县城下车。

列车启动后，我叔看着人数稀少的车厢，叮嘱我，小，警惕点。

列车到站，我叔并不着急下，而是从窗口往外看了一会，才起身。往出站口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叔突然拉住我，躲到一边的阴影里，朝前方努努嘴。

我看到那个凶悍的男人边走边左右环顾，一脸愤懑。

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叔也有胆小的时候。

两年的大专学习很快就要结束了，毕业实习前，我到我叔的新工地向他告辞。工地停着，值班的人告诉我，这个工程的老板没给钱，头儿让停工了，你叔看录像去了。按照那人的指点，我找到了录像馆。我刚进去，便被人推了出来，却还是看清楚了银幕上男女合欢的黄色内容。我说我不看录像，我找人。看门人问了名字，站在门口喊了一声，我叔便出来了。看到是我，我叔脸红到脖子根，不好意思地解释，工地停工了，没事干，被同事拉来看录像。我说，我没事，只是路过，你看吧，我明天要去外地实习了，大概一个多月，来告诉你一声。

我叔一路追着我解释，要请我吃饭，我就是不搭理他。路过一个发廊时，我叔猛地拽住我，神秘地说：你看到这发廊没有，里面都是鸡，就是作那个事的，我工地上有俩人来过，他们说这里的娘们…不是，他们说，实在憋不住了，不是，他们拉我来，我没来，不想花那冤枉钱，我还得给你弟弟妹妹攒钱不是，还有，我不能对不起你婶子不是。我叔一路说到我心软，最后同意和他一起吃饭。那顿饭，我叔出了血本，点了两个肉菜，一个素菜，一个鱼汤。吃完饭出门的时候，我叔给我做工作：小，一会陪叔回去看录像吧，常有学生娃一到周末就过来看，你也长大了，也该懂人事了…。

我愤怒地推开我叔，跳上停站的公交，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我悄悄回头看时，我叔那满脸羞红、惶恐不安的表情。

坐了两站地我便下了车，一路溜达，见有录像馆就拐进去，终于在第四家找到了我想看的内容。那天晚上我整夜难眠，开始想念常在校园见到的几个印象深刻却并不熟悉的女同学。最后开始想念我的童年，想念我躺在婶婶怀里的童年。

几个月后，毕业典礼一结束，我找到叔叔的工地，告诉他，我要回家了，我要求分配到他和我父亲所在的地质队，明天回去报到。我叔高兴地说，好、好，你是干部了，你是我们的干部了！

到单位报到后，我被安排到测量分队，开始了和我叔一样的在各个城市游荡的打工生活。几年后，国际几个矿业寡头在中国需要进口矿产品时，狠狠地宰了几把，国家认识到矿产资源的严重性，逐渐开始增加一些地质项目，地质队员又渐渐回到家乡，开始了出这山、进那山的找矿生活。这期间，我结婚了，她是我们单位实验室的，是个和我婶一样好看的女人。

若干年后，由于工作能力得到赏识，我被借调到队部，参加编写一个重点项目的地质报告。

这期间，我叔那个当连长的弟弟路过我们队部所在地，在县武装部和队领导的安排下，和我叔见了面。我陪着吃了饭，才知道他已经是团级干部了。我叔对那个团长弟弟说：这是我侄子，当儿子待呢，你嫂子心疼他，常搂着他睡觉……

我叔的团长弟弟走了没几个月，我被提拔为劳人科副科长。

这时候，我叔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他和我婶一起到队部办退休手续。我婶说，她一定要来看看我这个当干部的侄子有多风光。看着他俩的满头华发，我想起童年时我婶把我抱在怀里的情景，想起我叔骑自行车带着我风一样穿梭在广州大街小巷的日子。

我叔悄悄问我，小，你看让你弟弟接班行吗？

我告诉他，现在已经没有接班政策了，只有轮换工，可以到单位上班，但进不了编制，转不了户口，以后有没有退休工资都难说。

我叔说，球，只要能来上班，能当钻工就行！

我婶说，听你叔的，走一步看一步。

我建议让妹妹接班，因为妹妹不但聪明，而且长得好看，可以安排轻松点的工作，要是找个好婆家，或许都能沾点光，要是弟弟来了，只能去野外。我心里说，这弟弟可是你的翻版，能有多大出息。

我婶竟然看着我叔，等着我叔的决策。

我叔叔坚持他的意见：你妹妹聪明，学习好，或许将来能考上大学，像你一样当干部，咱不能耽误了人家，你弟弟笨一些，野外作业就需要他这样能吃苦的人，这就叫一箭双雕的好事。

那天中午，我和媳妇请叔婶下了馆子，吃了牛肉饺子。我婶连连说好吃，这牛肉饺子好吃。我叔则饺子就大葱，吃的大汗淋漓。

送我叔婶到车站的时候，突然注意到我叔肩上挎着的沉甸甸、油糊糊的帆布包。我看得出这个打满补丁的帆布包应该是我小时候见到的那个。从我叔第一次到我家起，我的书包一直是这种帆布包，我叔三年一领的帆布包都给我当书包了，很惹同学们眼红。我上大学后，地质队不景气，很多劳保用品都停了，我的弟弟妹妹便没有这种好看又结实的书包可用了。

我婶和我媳妇跟在我们后面，一路上絮絮叨叨，母女般亲密。

我问我叔，包里装的啥东西，那么沉？

我叔前后左右看了半天，确定没有旁人注意他，才贼兮兮地打开包，掀开里面裹着的报纸，眼睛里闪烁着狡黠，悄悄对我说：你叔年轻时想多回家，装病装傻开始看水泵，现在想想，还是钻工硬气，能做大事，就偷了截岩心回来，留个念想。

我婶上车前，拉着我的胳膊，笑眯眯地看着我，叮嘱我这个那个，最后才说，你弟弟来上班了，你要多照顾他。

她满是慈爱的眼睛里有亮光在闪。

车开始走了，我叔突然从车窗探头出来，对我喊：小，好好待你媳妇！有空多回来看你婶！

我正纳闷我叔咋喊出这么一句，我媳妇轻轻挽住刚才被我婶拉着的胳膊，眼睛看着车去的方向，幽幽地说：小，你婶好像跟我挺像的… (范宗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