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始皇一统六国到满清王朝的土崩瓦解，中国历经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封建社会。其间政权更迭繁复，或生灵涂炭，或盛世太平。荀子有言“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识”，纵览世事变迁，俯察治乱兴衰，我们总能深刻地感受到，政治上的清明廉洁与否，是维系整个封建政权兴衰存亡的关键。因此，反腐倡廉也就成了各封建王朝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的共同主题。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清醒地认识到，除了内在的培养各级官吏的廉政素养外，还应外在的采用严刑峻法对贪官污吏加以惩治，甚至形成了渐为完备的官吏考核、选任以及监督的有效制度。这三个方面，可以说，就是封建统治者“反腐倡廉”的最主要的措施。虽然有着其不成熟乃至消极的一面，但其中蕴含着的廉政思想和吏治经验对现时仍有许多值得“鉴戒”的地方。

在这“反腐”点上，历朝历代莫过于制定采用严刑峻法了。法家的创始人管子就认为“法者，天下之大道也”，而严法反腐的典型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了。这位贫民出身的皇帝历经寒苦，对世间的人情世故要比一般人体味得深刻得多。为震慑官吏的腐败行为，朱元璋“刑用重典”，颁布《大明律》，之后更是制定了一系列更为严酷的刑律。据史记载，明代仅酷刑就有数十种之多，诸如族诛、凌迟、挑筋以及宫墨刖等等，此外，朱元璋自己还发明了不少令人发指的极刑。可见，朱元璋对官吏腐败的深恶痛决。当然，朱元璋“刑用重典”也只是通过杀一儆百,“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以重典为手段，其目的还是教育各级官吏和百姓民众，使全国的臣民畏法、守法，最终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维护政权。

反腐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对官吏的严密监察了。

最早的监察专员应该是刺史了。西汉武帝时，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汉武帝为每州亲自指派一名刺史，并给于他们相当大的权力，以对所辖地区的地方官员进行考察监督。武则天、朱元璋都曾鼓励民众赴京告奸，鼓励打小报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承认民众拥有监督制约官官府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还有唐代的魏征犯颜直谏，明代中后期的东西厂特务机构，这些都是各个朝代对官吏监督的不同方式。

而在监察制度建设上，做得成绩突出的还得算朱元璋了。在中央，设置了与六部品秩相齐的都察院，这可是一个集组织、纪检、公安、司法于一身的特设机构，在地方，建立了御史巡按制度。 “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正是在这种制度和机制下，监察官吏成为明朝政坛上一支活跃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监察官员。如洪武时期御史韩宜可劾丞相胡惟庸；嘉靖时期给事中吴时来，御史王宗茂、邹应龙劾内阁首辅严嵩、严世藩父子；天启时期左副都御史杨涟劾“九千岁”大太监魏忠贤，都是明代监察官弹击奸恶中最著名的事例。

接下来说说“倡廉”。儒家历来推崇廉政，所谓“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所以，中国古代的吏治中，特别强调“廉者，政之本也”，因而也就形成了丰富的廉政思想。

在封建社会，国家的治乱兴衰与最高统治者有着直接的关系。唐末的罗隐曾列出了明君的四大标准。第一，仁德的标准。罗隐认为，君主之所以高贵，不仅在于君主的地位和权力，更重要的是君主的仁德，君主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代表，而且应该是道德的表率。第二，奢与俭的标准。他认为，只有节俭的君主才能节制私欲，实行德政。第三，敬与慢的标准。“以敬理国则人和，以慢理国则人殆'。第四，用贤的标准。君主的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必须依赖贤臣的辅佐才能致治。从根本上讲，在这种封建君主专制下，君主自身的素质就成了整个国家廉政建设的保证。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因此对官吏的廉政教育尤为重要。首先在官吏的考核选任上，各个朝代都很重视考核内容和选士的标准。从察举制考核“孝廉、廉吏”等科，到九品中正制的“举贤良方正”等等，都十分强调官吏的廉政素质的培养。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文官选拔制度也是古代官吏选任的一大创举。在这种考核的过程中，封建统治者始终都在给官吏灌输着为官廉洁清明的思想。如克己奉公，慎独自律；又如廉洁守正，淡泊物欲；再如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正是如此的廉政文化熏陶，历史上不乏清正廉洁的官吏。岳飞“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的信念；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清代廉吏于成龙，三国淡泊宁静的诸葛亮，宋代青天包拯等等。

封建王朝的“反腐倡廉”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是由其专制主义的制度本身决定的。我们应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党新时期严惩腐败行为，倡导廉政文化提供借鉴，内外兼治，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加强民主监督，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廉正清明的良好氛围。（焦大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