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近百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文明网“知史明道”订阅号推出党史故事专栏“信仰的力量”。今天为您讲述“五四运动”的故事。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27个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延、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祖5位代表参加会议。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和取消1915年中日协约（以日本提出的殖民地化中国的“二十一条”为基础）及交换的陈述书，但遭到了拒绝。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被德国夺去的天文仪器而已。中国代表指出，“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并提出抗议。但是，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合约上签字。5月初，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五四运动爆发。

图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左起）陆征祥、王正延、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祖。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是谁最先将消息报告给国内？又是谁推动国内掀起运动的浪潮？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

1918年12月，梁启超以个人名义组织了一个民间团体，赴欧洲考察。此行主要目的，是希望以中国民间代表顾问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从而为彻底解决中国青岛问题赢得时机。梁启超抵达巴黎后，利用与各国政要、各政党党首会见的机会，反复申明中国应有的权益，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国内方面，他与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林长民始终保持热线联系，及时把和会内外的情况传到国内。

1919年4月24日，得到外交失败消息的梁启超立即从巴黎致电汪大燮、林长民。

汪、林两总长转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启超，二十四日

林长民根据梁启超的电报，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与梁启超的电文一起，发表在5月2日的北京《晨报》上。他在文中惊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呼吁“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5月2日晚，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密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5月3日凌晨，汪大燮前往北大校长蔡元培家告知此消息，“告以此时形势，说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汪大燮所称的“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显然是指通过学生游行，施压北洋政府，推翻已作出的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决定。蔡元培不仅认同，而且马上行动，随即到北大，转告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以及国民社的许德珩等人。随即，北大等高校学生在北大三院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于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举行大游行。

1919年5月3日晚，北大等高校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大会，决议把原定5月7日的国耻日游行提前于5月4日举行。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示威。学生们汇集在一起时，才发现没有可以散发的传单，于是，北大学生罗家伦火速赶回北大红楼起草宣言，在爱国情绪的感染下，他很快完成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五四标志性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罗家伦印刷了两万份宣言，送到游行队伍中。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五四运动当天，准备参加游行的部分学生在北大三院操场集合。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示威队伍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被阻，就改道奔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曹汝霖是亲日派官僚、中日《二十一条》的谈判人之一）。“一学生看到卧室陈设得太华丽，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引发了大火。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32名学生被捕。但学生们并没有屈服，他们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举行总罢课，上街演讲，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由于反动当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并再次严令取缔爱国运动，从6月3日起，北京学生重新走上街头演讲。讲演者“垂泪而道”，听众则“掩面而泣”。数百名学生遭到逮捕。天津、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学生，纷纷响应北京学生，进一步举行抗议行动。

北京学生在街头进行爱国演讲。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这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发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几日内，罢工工人达到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高潮。抗议斗争如燎原之火，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合约。第二天，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选择。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等五四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敏锐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从中看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在宣传十月革命过程中，他的思想认识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五四运动前夜，李大钊在晨报上著文，指出了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亲自投入并参与领导这场伟大斗争。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第六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通过批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证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需要的深刻道理。在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艰难环境中，李大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因此，它虽然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的发生，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并直接促使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了解情况，因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进程。

烈火一经点燃，便孕育着燎原之势。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

——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为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五四”运动后一年，共产主义的小组就在上海、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杭州等中心城市中成立起来了。

——摘自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参考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新京报）